九江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时光易逝，记忆难忘，四十年前回国的那一幕幕总时时浮现在我脑海中。我出生在缅甸仰光，1967年10月30日回到祖国，那时我才13岁，但回国时的情景却深深印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四十年前，也就是1967年6月26日，缅甸当局迫于国际压力在仰光城里发动了反华排华示威游行，当地华人被整个城市的恐怖气氛笼罩着，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形势非常紧张。当时，中国外交部对缅甸当局的这种反华排华和打砸抢烧杀华人行为提出强烈的抗议和严正的声明。此时缅甸政府派军队把仰光城进行了军事管制和戒严，凡未持有缅籍的人都不准外出，必须要有街道居委会开的通行证才可外出。戒严持续了10余天后骚乱才平息下来。许多工厂，商店，机关，学校等都停止了工作，有的甚至被收归国有，导致出现缅甸物价高涨，货币贬值，当局采取调换缅甸新币并规定了每户调换的数量，使许多华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变成一堆废纸，不少华人破产甚至跳楼自杀。华人的生活处境越来越艰难了，学校不能教汉语，许多华人没有工作，华人学生也没法上学念书。在这水深火热中，我们敬爱的祖国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接纳我们回到祖国，从那一刻起在缅甸的华侨纷纷到中国驻缅大使馆申请回国，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10万余人次在缅甸的华人华侨回国，从此使我们脱离了苦海，回到了祖国温暖的怀抱。
    我们到达了祖国云南省昆明市，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热心关怀，云南省侨务办将我们安排在昆明旅馆和爱国旅社暂住。当时的昆明，气候有些寒冷，但我们的内心还是暖烘烘的。政府发给我们棉衣、棉裤及棉被等保暖物品。由于当时国内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两派斗争非常激烈，为了确保我们归侨的安全，当地侨务办的领导一再要求我们不要乱走动。政府对全家回来的归侨分配到了福建、广东、广西等华侨农场，也有少部分回了自己的老家，他们都从事务农工作。我们这些归侨学生等青年响应党中央面向中部地区（江西，湖北，山西）中小城市的号召，和那里的学生一起复课闹革命。就这样我们这批31位缅甸归侨来到了江西南昌，和来自广州的66名印尼归侨汇合，由老归侨候元武等人代表九江市政府把我们97名归侨接到了九江南湖宾馆，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集训学习，从此我们这些侨生朝夕相处，情如兄妹。在这期间又有6名归侨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共103名归侨生。
    1968年春天，103名归侨生被分配到九江市第一中学、九江市第二中学和九江县一中学校念书，通过几个月的时间（大约在1968年8月）集中学习，68届的侨生就毕业了。九江市政府出于对归侨生的照顾，没有把我们下放农村，大哥大姐们被分配到九江九棉一厂、九棉二厂、内衣针织厂、火柴厂、浆柏厂、化工厂、磷肥厂、县农机厂等11个当时比较好的企业单位。一年后，我们这些较小的69届归侨生也相继毕业了，市政府直接把我们分配到九棉二厂工作。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这103名归侨也在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希望入团入党，参加民兵，学一门技术工作，继续上大学，参加解放军。在文革年代，由于对海外关系的偏见，这些理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当时我们茫然过、徘徊过，但我们始终坚信：祖国，是我们温馨的港湾。
    记得在1972年江西省外事侨务处陈飞同志来九江调研，了解九江市归侨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座谈会上我们道出了很多的想法，最大的希望就是能继续念书上大学。之后省外侨办就陆续下拨了上大学的指标给在职归侨，九江有6名归侨相继到大学深造。我荣幸被推荐到江西医学院医疗系读书，通过三年的学习，毕业后回原籍分配在九江市第三医院从事外科医生工作。31年来，我在医疗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对患者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在领导的关心和同事的帮助下，我由一个普通的住院医师晋升为主治医师，现在晋升为外科副主任医师，在工作上深受医院领导的赏识和病人的好评。
    1991年我开始兼职社会工作，担任九江市农工党单位支部主委，九江市政协委员、常委，市侨联委员、常委、副主席（分管群众工作）。工作繁忙但充实。我是个归侨，了解归侨的心声，我很热爱为侨服务工作。我积极参与帮助修水县归侨钟运雷的帮扶工作，在各级侨联和当地政府的共同关怀下，由香港同胞林惠女士资助，解决了钟运雷的住房问题。同时我充分发挥我是位医生的工作优势，多次为困难归侨看病提供方便，甚至帮助部分困难归侨解决医疗费用，深受归侨们的信赖。
    蓦然回首，我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但四十年前的回国那段经历在我脑海中难于磨灭，时间愈久，记忆愈深。祖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四十年前的中国，中华民族今非昔比，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了，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华人的身影，其中很多已经是当地的成功者、名人。四十年过去了，我是多么希望还能再来一次当年103名归侨的团聚，看看咱们的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看九江这个山清水秀的美丽城市，我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