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我出生在异国他乡的印度尼西亚国，在那里度过了我的未成年时光，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67年3月7日正值我十八周岁生日的那一天，我离开了印度尼西亚，回到了祖国。
    记忆总是朦朦胧胧的， 65年回国前后的那一段时间里，给我的印象又是那样的深刻。我自幼在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一所华侨学校念书，从小就接受传统中华文化的教育，大约在回国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看到周围的形势很是紧张，街头闹事，推墙砸商店…… 终于有一天学校停了课，当局军人政府宣布华校被关闭接管，华文从此不准再出现和应用，华人要求改名换姓。我在家排行最小，父母为了我的学业和成长，怀着忧愁的心克服重重困难，通过第三国的签证办好各种手续，我终于踏上了归国之路。当我和同伴们踏进祖国国门、看到海关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的那一刻，热泪夺眶而出，同伴们满怀激动地心情欢呼雀跃。
    我们此次回国的都是学生，开始时被安排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等待。当时的广州，文革动乱武斗严重，在华侨补校滞留了大批归侨学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切。为了更有利侨生的生活和学习，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制定了政策和方案，把归侨学生分配到了全国各中小城市。1967年11月，九江市政府专门派工作人员到广州动员接收我们到江西九江落户。
    12月初的九江，已是隆冬季节，大雪纷飞，对我们来自热带南国的侨生，将会面临着怎样的严峻考验。我们近百名侨生来到了九江，成为当时九江市最大的新闻——九江有史以来第一次迎来由国家分配的海外归侨学生。在一段时期的集中学习和整休后，市里把我们分到了三所重点中学学习，而此时此刻的学校已是人去校空，学生们大都去闹革命了。但也有部分学生回校打探我们的情况，也许他们想看看华侨长得是什么模样，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把归侨学生当作是“华侨国”来的华侨人。从他们好奇的眼神里，我们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热情和友好，而以后学习还是生活经常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和关心，至今都让人难忘。有意思的是在文革时期，九江两派的红卫兵都认为要支持“世界革命” ，都把我们当应争取的对象，所以对我们都很关心。留校的一些师生带我们到南门湖，教我们如何洗衣服，节假日安慰看望我们，教我们如何盖被子（因为出生在热带的侨生不知如何盖好被，晚上常常被冻醒），他们总笑话我们：“不要把被子当毯子盖”，很快的我们就有了回到家的感觉。当时驻扎一中的部队天天组织我们学习“老三篇”和两报一刊的社论，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的学习笔记。部队的同志还带我们出操、军训，使我们学会了走队列的各种要领，对解放军也很有好感。渐渐地我们感悟到九江的人和九江的山水一样是那样的可亲可近，九江融进了我们每一个侨生的感情世界里，成为我们第二个故乡。
    1968年8月文革开始进入到 “抓革命、促生产”阶段，我的学业也结束了。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四个面向”，优先安排归侨学生进了市内较大的企业。我和三位印尼归侨分到全市重点化工大企业——九江磷肥厂工作，在一线工作三班倒，劳动强度大，还有氟气污染。一车矿石有500斤，两人负责装卸和送炉，一个班次40-50车，尽管我有45斤的口粮，还是不够吃。一个班次下来几乎不能动弹，可我们心里却有顶天立地的巨人感觉。从那以后五年的工厂生活，我自觉接受工人师傅的再教育，思想觉悟、身体素质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为我今后的学习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每当我想起40年前回国前后的经历，都会被那时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感动着。40年我们一路走来一路也证明着同样的道理，当年我们选择回国是正确的。我们为祖国的日渐强大繁荣而骄傲，也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而骄傲，1967年的归国之路永远是我无悔和难忘的人生转折。
         （作者曾任九江市侨联主席）